德国工业巨头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旗下的电工钢业务（TKES）正经历其“至暗时刻”。公司宣布，由于亚洲低价进口产品大量涌入，其位于德国盖尔森基兴的工厂将暂停生产，而法国伊斯贝格工厂也将从2026年1月起以50%的产能运行至少四个月，此举将导致1200个工作岗位面临风险。这不仅仅是单一企业的困境，更是欧洲高端钢铁制造业，尤其是在能源转型关键领域面临的深层结构性危机。蒂森克虏伯公司在公开表述中将原因指向“来自亚洲的廉价进口”，并再次呼吁欧盟强化贸易防御措施。
悖论：能源转型核心材料的“供需错位”
电工钢，特别是晶粒取向电工钢（GOES），是电力变压器、发电机和电动汽车电机等高效能源转换设备的核心材料。它被视为全球能源转型不可或缺的关键组件，市场前景广阔。蒂森克虏伯电工钢公司本身也指出，自2022年以来，欧洲市场的电工钢进口量已经增加了两倍，预计2025年还将在此基础上再增长50%。尽管当前面临压力，但全球对这类产品的需求预计到2050年将增长两倍。
这一表述在舆论层面迅速被简化为一个熟悉的逻辑：
进口激增 → 低价倾销 → 欧洲产业受损。
然而，如果将取向硅钢（GOES）置于其真实的产业结构与贸易制度框架中，这一逻辑并不成立。更准确的理解，应当是：全球价格锚点转移背景下的资源错配问题，而非反倾销意义上的市场失序。 以下图表展示了全球电工钢需求的预期增长与欧洲进口激增之间的鲜明对比：
首先需要澄清一个被频繁忽略的事实：
取向硅钢并不处于欧盟贸易防御真空中。
欧盟对来自多个主要来源国的 GOES 长期实施反倾销措施，并采用最低进口价（Minimum Import Price, MIP）机制：
- 进口申报价高于 MIP，则不征收反倾销税；
- 低于 MIP 的部分，将按差额方式征税；
- 法规中还明确保留对“进口后实际支付价格”的核查权。
在这样一个制度框架下，若存在系统性、规模化的“低价倾销”，其结果应当是反倾销税的自动触发，而不是仅表现为企业经营压力的主观表述。 因此，“进口价格低于欧洲钢厂生产成本”这一说法，在法律与制度层面并不等同于倾销成立。
当前争议的关键，并不在于价格是否对欧洲钢企形成压力，而在于价格比较对象被悄然替换。
当欧洲钢厂的边际成本快速上移时，即便进口价格完全合规、且高于 MIP，仍然可能显得“难以承受”。
这是一种成本结构问题，而不是贸易规则被破坏的问题。
将两者混为一谈，会在客观上放大“倾销”指控的力度，却弱化了对结构性原因的讨论。
理解当前 GOES 流向变化，绕不开一个核心事实：
美国长期是全球取向硅钢的价格高地。
当美国通过更高关税与更严贸易壁垒抬高市场门槛后，其影响并未止步于双边贸易，而是重塑了全球供给的流向逻辑。 美国取向硅钢的市场情况是：
讨论 GOES 的全球流向，绕不开美国市场本身的结构性约束。
尽管 AK Steel（现 Cleveland-Cliffs）是美国本土最重要的高端电工钢生产商，但从长期看：AK 的 产能规模、品种结构与认证覆盖 并不必然能够在所有周期、所有规格上完全覆盖美国需求；美国电网升级、变压器更新与能源转型，对部分高端 GOES 仍存在结构性外部依赖，尤其是以“变压器叠片/铁芯”形式进口的下游依赖；在这一背景下，亚洲供应商（日本）和欧洲供应商（包括蒂森）长期承担了“补充供给者”的角色。
换言之，美国并非一个完全封闭、自给自足的 GOES 市场。当美国通过更高关税与更严壁垒抬高市场门槛后，其影响并未止步于双边贸易，而是直接切断了部分原本面向美国的欧洲产能去向。
这才是结构性问题的起点。
在这一过程中，欧洲并非被非法低价击穿，而是成为全球供给重新分配后的被动承接方。
在一般钢材品种中，规避、返利或贸易结构操作或许具有讨论空间；但在 GOES 市场，这类解释的现实基础极为有限： 全球具备稳定高等级 GOES 量产能力的钢厂高度集中； 产品需经历长期认证，客户与牌号高度绑定； 原产地、性能参数与供应链可追溯性极强。 在这样的产业结构中，系统性规避 MIP 的操作成本与风险极高，与其解释力并不匹配当前的市场变化规模。
从时间安排看，所谓“12月中旬至年底停产”本身高度贴合欧洲制造业的传统圣诞窗口期，具备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随后宣布的持续性降负荷运行。这反映的不是短期冲击，而是： 需求与价格结构未能支撑满产； 欧洲高成本结构在当前全球价格体系下的适配问题。 因此，这一停产声明既包含现实经营调整，也具有明显的政策沟通属性。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诉求的落点，未必是要求“更严格执行现有反倾销措施”，而更可能是： 将 GOES 更明确地纳入更广谱的钢铁保障或配额工具； 在美国关税长期存在的背景下，控制欧洲作为“剩余市场”的承接压力。 从这个角度看，当前的舆论表达，更像是在为下一阶段的政策讨论制造紧迫感。 结论：问题不在“倾销”，而在结构。 综合来看，将蒂森克虏伯电工钢调整简单归因于“廉价倾销”，并不符合取向硅钢市场的制度与产业现实。 更接近事实的解释是：
美国贸易壁垒改变了全球价格锚点；
原有面向高价市场的资源配置出现错位；
欧洲自身成本结构放大了这一错配的冲击；
蒂森克虏伯通过“倾销叙事”参与即将到来的政策博弈。
这是一场结构性调整，被包装成了倾销故事。 理解这一点，或许比简单站队，更有助于判断欧洲高端钢材产业真正的风险与出路。
深层症结：市场错配、高能耗与政策困境的“三明治”
蒂森克虏伯的困境并非孤例，它折射出欧洲，特别是德国钢铁行业长期以来面临的“三明治”困境：
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欧洲钢铁业的严峻挑战：
蒂森克虏伯的战略重塑与欧洲的政策呼唤
蒂森克虏伯电工钢业务的停产，是公司整体战略调整和重组的一个缩影。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TKSE）预计2025/2026财年将出现8亿欧元的净亏损，并计划将其粗钢产能削减150万至200万吨（从1150万吨降至900万至950万吨），同时在杜伊斯堡工厂裁员。 此外，公司已于2024年10月出售了其印度电工钢业务，以期将重心放在欧洲和北美市场，这表明其在全球布局上正进行战略性收缩。同时，蒂森克虏伯集团一直在为其钢铁公司寻找新股东。
面对日益严峻的挑战，德国政府已采取行动。2025年11月，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主持召开“钢铁峰会”，呼吁欧盟层面加强本土市场保护，并在公共建设和工业项目中优先使用本国钢材，同时承诺通过工业电价优惠等措施减轻企业能源负担。 欧盟委员会也提议将钢铁进口关税提高至50%，并削减47%的免税进口量。
以下流程图展示了蒂森克虏伯面临的战略困境与应对：
未来展望：欧洲工业政策的十字路口
蒂森克虏伯电工钢的困境，无疑给欧洲的工业政策敲响了警钟。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电工钢这类高科技、高附加值的关键材料，其本土生产能力不仅关乎经济利益，更事关战略自主和产业链安全。欧洲能否在应对全球化竞争、高昂能源成本和绿色转型压力的多重挑战中，找到一条既能保护本土产业，又能维持其在全球高端制造业领先地位的有效路径，将是决定其工业未来走向的关键。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成本问题并提供有竞争力的能源价格，欧洲的“绿色”雄心恐将面临“空心化”的风险。
📅 2025年12月12日 写于V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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